职业病已严重威胁到涉危企业从业人员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2000多亿元，成为阻挡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障碍。而我国早在2001年就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为何至今话题还会如此沉重？其问题与困难又何在？

　　首先是体制不顺，职业健康安全监管责任不落实。2001年《职业病防治法》出台后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统一负责职业病防治监管工作。2003年国家安监局成立后，中编办将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监督检查职能从卫生部门划给安监部门，这就造成了安监部门有职业健康安全监管责任却没有执法资格，缺乏监管执法依据，加之安监部门执法队伍刚刚组建，力量不足，装备不齐，缺乏专业知识和人才队伍，从而使职业健康安全监管陷入有责无权的尴尬境地；而卫生部门有监管执法的权力和资格，却因监管职责已移交至安监部门，有权无责，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大打折扣。这些年来由于体制不顺，监管责任不落实，导致职业健康安全监管在实际操作中形成了监管“真空”。

　　其次执法不严，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不落实。由于职业健康安全监管行政执法依据不足，各级安监部门在开展安全监管执法时，只注重隐患排查整治、事故查处、生产许可条件审查审批等监管事项，而忽视了职业健康的监管执法。根据资本利益最大化规律，企业更愿意对比衡量安全投入与事故处罚赔偿的多少来追求资本的利益最大化，管理者理所当然只会注重监管者关注的重点，按照监管指令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保证生产设备设施安全运转，而不会主动依法投入资金来开展职业病防治，改善生产作业环境，致使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不落实。另外，由于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容易引发社会关注，影响执政者政绩、前途，而职业病多为潜伏期长不易发，监管好坏“无伤大雅”，重“红伤”轻“白伤”现象较为突出，在各级各部门实施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时，往往只注重考核生产安全事故伤亡指标，忽视甚至忽略了对职业健康安全监管的考核，这从一定程度上也纵容了企业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的不落实。

　　再者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从业人员丧失职业健康诉求权利。根据劳动力市场运行态势分析：2010年全国15岁—59岁年龄段的人口有9.4亿，占总人口的70%，2045年前劳动年龄人口仍然保持在8亿以上，劳动人口数量不会短缺，劳动力市场将继续保持供大于求的状态。在“僧多粥少”的局面里，从业人员很难获得与企业在法律框架下公平的权利与义务，人才交流会上招聘者那种“别跟我谈条件，你不做有的是人做！”的盛气凌人的架势就是很好的证明。因此，在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这些迫不得已拿起生命和健康做赌注来换取生存、生活所需的弱势的高危行业从业人员基本丧失了维护职业健康的诉求权利，职业病防治开展的好与否，乃至开展与否完全取决于企业主的道德良知。《劳动合同法》执行不到位使从业人员丧失维护职业健康权利的法律保障。为规避企业自身责任和义务，部分企业往往最大限度地避免与从业人员签订劳动用工合同，即使从业人员提出相关要求也会被婉言拒绝，或是签订一份关于企业免责的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无效合同，这给职业病患者依法维权获取经济赔偿或申请法律救济增加了难度。复杂的职业病诊断、鉴定、赔偿程序使从业人员职业健康维权之路崎岖坎坷。不仅职业病诊断医疗卫生机构相对偏少，且在《职业病防治法》修订之前曾规定申请职业病诊断须由从业单位出具从业史及作业场所危害因素监测资料等相关证明材料，出现了让企业“自己证明自己违法”的现象，这使得职业病诊断、伤残鉴定及赔偿安置等程序变得十分复杂和艰难。张海超历时两年之久请求作出职业病诊断未果最终被迫开胸验肺就是不争事实。

　　由于体制不顺，责任不明，监管部门对于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未予重视，新闻媒体少予报道，生产企业不愿投入，从业人员意识淡薄，社会普遍存在“职业病”概念不清，甚至不知道“职业病”一说。《新交规》半年内可以做到家喻户晓，而《职业病防治法》颁布十余年却未能使民众了解基本概念，在电视、报纸、网络铺天盖地的各类广告里很难找到一条宣传职业病防治的，职业病防治宣传尚处于刷墙报、贴标语、发传单的初始阶段，宣传力度不足。传统的“吃苦耐劳”精神削弱了职业病防治意识。“先进工作者”的评定标准一直重“吃苦耐劳”而轻“遵纪守法”，从业人员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是次要的，“不畏艰苦，不怕危险，不惧牺牲，不讲条件”才是表率，“吃得苦，加得班，冒得险，霸得蛮”才是楷模，工作戴手套那是“扭捏”，戴口罩那是“作态”，戴安全帽那是“怕死”，这些传统观念严重地削弱了从业人员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治意识。尽管企业按规定提供了劳动防护用品，可仍有从业人员贪图一时舒服，不按要求正确佩戴使用，有把口罩戴在口鼻上面的，有把口罩剪孔透气的，曾有采煤工人对采访记者说：“工作在几百米甚至上千米深的井下，连呼吸都困难，根本就不戴口罩。”从业人员的不良作业习惯使职业病防治名存实亡。